文/张 羿（《管理救赎》节选）
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是经过一定的历史时期逐步完善起来的公司管理制度，它是现代管理成为一个规范与科学的管理范式体系的基础。以大型上市公司为代表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是基于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外部独立审计和政府监管机构等共同构建的公司控制体系。其历史性功绩不容抹杀，并且仍然在全球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现代公司治理预设的误区
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是随着泰勒科学管理的奠基，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一套相对完善的控制体系。它由大资本家控股的早期西方公司治理结构为主，逐步演化为以股东高度分散的大型公众公司治理结构为主。无论是早期的大股东控股型公司，还是后来的公众型公司，都是基于同样的假设来构筑公司的治理结构。
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假设，是把所有者与经营者分成两个不同的阶层，也就是把资本家与劳动者区分为两个阶层。这是一个看似不可动摇，甚至理所当然的预设。世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制定的《公司治理结构原则》指出，一个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应当：实现组织既定的目标，维护股东的权益；确保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并且鼓励公司和利益相关者积极进行合作，保证及时准确地披露与公司有关的任何重大问题，包括财务状况、经营状况、所有权状况和公司治理状况的信息；确保董事会对公司的战略性指导和对管理人的有效监督，并确保董事会对公司和股东负责。因此，一个完善的公司治理应该：保持良好的内部控制系统；不断检查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对外如实披露内部控制现状；保持强有力的内部审计。
世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所制订的公司治理结构原则，反映了经典的现代公司治理预设。这一预设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股东与雇员是两个不同的阶层；二、公司治理结构以维护股东利益为核心；三、公司治理的主要表现是对管理人的监督。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这一预设，直接的后果是形成了阶级，造成了资本家与雇员之间的对立与博弈。在资本主义早期，劳资对立十分突出，甚至由此引发了激烈的斗争和暴力革命，产生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意识形态的争辩已经被淡化。由传统资本主义演化而来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虽仍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已经无法适应互联网时代全球化公司的管理现实。
除了早期资本主义导致的阶级斗争，20世纪中期，美国社会也爆发过严重的劳资矛盾或阶级矛盾。德鲁克深刻洞见了劳资矛盾的背后是人与组织的矛盾，不过他起初并没有清晰地指出人与组织矛盾的根源在于产权结构问题。但德鲁克相信通过公司这个“连接市场机制与民主政治的桥梁”，能够由垄断资本主义自发地演变为“人民资本主义”或“社会资本主义”。德鲁克还预见到，知识工作者将自己视为与企业组织平等的专业人士，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雇员。知识社会将由不同的专业工作者，而不是由老板和雇员组成的社会。
今天，知识社会已经全面到来，但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现代公司治理预设误区之所以根深蒂固，乃在于它是现代世界观的产物。这就是基于笛卡尔哲学的机械世界观，它使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立起来。我们在现代管理范式的每一方面，都可以清晰地看到现代世界观的影子。这正是管理范式存在的证明，也是我们颠覆陈旧管理范式的依据和突破口。
委托-代理模式的终结
现代公司治理制度的核心架构是委托-代理模式，其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机构均以此为基础而设立。委托-代理模式的出现，则奠基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通常，在大股东控股的情况下，董事会对管理层的监督作用最大。在股东高度分散的情况下，所有者实际上更大程度上是投资者，并不具备企业的真正所有权。在此背景下，传统的委托-代理关系出现弱化，只有委托-代理形式，而缺乏有效监督。委托-代理关系的弱化，使股东控制力减弱，但管理层仍是打工者，仍然缺乏主人翁意识，这就必然导致“内部人控制”的问题。
所谓“内部人控制”，是从消极意义上界定的。当管理层缺乏主人翁意识，而实际上却控制公司的情况下，他们就不会以股东利益为重，而是以自我利益为重。这要么导致管理层的消极怠工，要么导致管理层的腐败、或以短期利益为重，从而对公司战略造成致命伤害。在此种情况下，无论董事会是否有管理层成员，董事会都会沦为名义上的统治机构。这是20世纪欧美公司的普遍现象。
为了对委托-代理关系弱化背景下的管理层实施有效的监督，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公司普遍尝试以股票期权的方式来激励管理层。但股票期权在实施过程中因种种原因而不尽人意，股票期权只是产权革命的一种过渡状态，此种情形下公司产权并未发生实际变更，这有可能使管理层为了快速变现期权而更倾向于短期行为。针对此种情况，出现了限制性股票，高管在限制的期限内不得随意处置股票，如果在限制期内高管辞职或者被开除，股票就会被没收等等。由于限制性期权附加条件太多，在现实中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而遭到普遍的冷落。
另外一些公司则采取了管理层收购（MBO)的方式，这些经过管理层收购的企业平均绩效提高了三倍。总体而言，管理层收购比股票期权更为有效。相对于股票期权，管理层收购对产权制度的变革更为彻底。管理层收购实际上颠覆了原来的委托-代理模式，因为管理层已经不是代理者，而是具有了委托-代理双重身份，也就是所有者和经营者双重身份。由于管理层只是惠及少数高管，因此还不是产权制度的全面变革。
管理层收购是产权变革的前奏，员工持股计划则是在此基础之上对经典现代公司治理模式的彻底颠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高科技公司的产权革命，正在全面摧毁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同时，刚刚踏入现代公司治理门槛的中国企业，为了应对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也不得不在现代治理结构尚未完善的情况下，纷纷打破这一固有的格局。华为的全员持股模式和海尔的“小微”投资平台模式等，均突破了现代治理结构的界线。现代公司委托-代理模式已经面临全面终结，但公司治理理论创新与相关的制度匹配尚远远落后于企业实践。绝大多数公司治理理论研究，缺少超越的视角，仍然局限于现代治理理论框架之内，自然也无法进行相关的制度匹配创新。
互联网与公司治理救赎
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是早期资本主义资本家与工人对立的产物。虽然经过漫长的发展与完善，经典现代公司治理模式已经在法律和制度层面兼顾股东、管理层和利益相关者权益，并且在实践中证明具有很强大的生命力。但其中始终不变的是，劳资双方的对立问题。
这本质上不是制度问题，而是一个文化问题，而文化的背后则是现代世界观。截至目前，我们还很少看到从文化和世界观角度，对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所进行的深度透视。
现代公司：反人性的治理模式将彻底崩溃
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体现了一种消极防御式管理思想。它首先在产权模式上确立了劳资双方的对立格局，并确立了资方为大的基调。在其背后的的人性假设中，人尚未被看作是具有知识和独立创造力的主体。在工业革命早期，工人的作用远不及机器，他们只是流水线上的辅助性环节，是机器决定生产力，而不是工人决定生产力。在此种背景下，资本和机器的力量占据主导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无论在任何时代背景下，就本质而言，人始终是最重要的因素。企业的目的，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为着人的。人是企业的目的，也是一切组织和国家的目的，甚至是上帝的目的。人在天地间具有高贵的地位，这是对人的价值的基本认识。现代公司治理架构产生的根本原因，并不是资本与人力相比何者为重的问题，而是人性假设以及对人的价值如何定位的问题。
关于人的价值，只有在远古时代，在人类初始阶段的部落文明中才会得到真正的认识和尊重。这一点，在东西方经典思想家那里都能得到充分体现。人的堕落产生了等级，文化的发展又使等级变本加厉。因此，人的价值在人类历史中从未得到完全的认识，人的自由和人性解放故此才会成为一个千古理想。早期基督教原本是最尊重人性的，但随着罗马帝国将基督教立为国教而演变为天主教，并最终使宗教领袖权威绝对化后，却衍生了宗教对人性的长期压制。
文艺复兴和启蒙理性都具有非常伟大的理想，那就是追求人性自由，把人从神权下解放出来。但西方在这条路上走偏了，从笛卡尔开始的机械世界观最终未能真正释放人性，反而使人性戴上了新的枷锁。当神权的统治结束后，人对人的统治并没有变得更加美好。笛卡尔以来的思想家们对人性过于乐观了，他们忽略了人性中那1%的恶具有极其可怕的力量。人一旦成为在他人之上的管理者，就容易私欲膨胀，并且醉心于对他人的统治。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大公司的管理人员，在面对下属的时候骄横跋扈的姿态。他们甚至连一句正常的话都不会讲，当他们辱骂下属的时候，他们忘记了自己面对的是一个人格与他平等的“人”。
我们承认新教伦理在一定程度上对西方现代文化的矫正。但总体而言，现代文化象一架巨大的绞肉机，绞碎了原初本真的人性。这使得现代公司治理模式奠基于一种理所当然的预设，没有人想到它隐藏的骄傲，和它对人性的践踏。但所有职场的人都能感受到，在老板与雇员之间，存在着一堵无形的墙。即使在企业文化最优秀的公司中，某种对立的情绪和相互设防的心理仍然存在。
虽然人类几千年都是如此，现代公司治理架构相对于历史上的组织也具有其明显的领先性。但是，在知识工作者登上历史舞台的人性大觉醒时代，他们已经无法忍受任何反人性的事物了。特别是，当千禧一代和Z世代逐渐成为职场中坚力量后，反人性的治理模式更将彻底崩溃。千禧一代和Z世代的主体意识和创业精神都空前高涨，他们必将彻底颠覆经典现代治理模式。
--张羿《管理救赎：后现代管理缔造》，中国财富出版社2017年重磅图书。
张羿简介
张羿，著名管理学家、后现代管理开创者。现为中国数字信息与安全产业联盟暨中数信安集团首席管理顾问，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所名校EMBA导师。曾任《商界评论》、《管理学家》、《中国新时代》等多家财经媒体专栏作家或特约撰稿人。
著有《后现代企业与管理革命》（2004年）《中国式管理批判》（2007年）。著作被多所高校列为博士研究生重要参考文献，为众多管理学专业论文所引用，并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官网、《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企业家》、新浪财经等广泛报道或转载。
曾在中国管理传播网与中国式管理大师曾仕强展开中国式管理大辩论，引起强烈反响。曾在博客中国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互联网周刊》主编姜奇平，展开后现代商业精神大辩论，引起强烈反响。曾因《万科与世界级企业的真正差距》一文被《中国企业家》杂志转载引发强烈反响，该文在十年前就指出万科产权制度的弊端，间接预警了今天的“宝万之争”。
2004年7月，曾应邀出席IFSAM第七届世界管理大会，发表《现代企业的终结与后现代企业的兴起》主题学术报告，引起国际管理界强烈关注。《管理救赎：后现代管理缔造》，是张羿二十年管理创新的结晶，是德鲁克、彼得斯之后世界管理学集大成之作。
张羿历经二十年企业实践，并具有从记者到经理人到企业家的丰富从业经历。其管理学著作视野开阔，思想深刻独到，理论与实践并重。在中国管理科学学会主持的《管理蓝皮书：2017年中国管理发展报告》中，张羿后现代管理与海尔管理模式同被列为中国本土诞生的世界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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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羿《管理救赎》是一部开创性著作。作者用后现代范式，更替现代性范式，推动机械型管理向生命型管理进行系统的理论转型升级。管理学的再现代化，是发生在管理领域的“出埃及记”，旨在将人类管理从利用工具理性为主，救赎为以人性复归为主；从服务于异化，救赎为服务于使命；从现代性这一低层次，救赎到后现代这一高层次。最终与经济实践的转型升级同步，实现管理理论从工业时代的现代化，向信息时代的现代化的惊险一跃。
--姜奇平 中国信息社会50人论坛轮值主席、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国社科院信息化与网络经济室主任、中国科学院《互联网周刊》主编
这是一部与旧时代划清界限的著作！我很久都不看管理学的书了，因为现代管理学的基础正在崩塌。互联网来了，全新构建了我们这个世界，颠覆了原来的组织和管理思维。在移动互联、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巨变时代，一切坚固的管理思维都在烟消云散，全球的组织将如何重新思考管理？未来我们需要怎样的管理思想和哲学？什么时候新的管理才成型呢？张羿先生宏大、深邃、直抵本质的论述，是管理界根本反思的开始！
--罗振宇 《逻辑思维》创始人
十几年前我就拜读过张羿的著作，并推荐给我的研究生。张羿的管理创新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和领先性，这本《管理救赎》更堪称是近二三十年来全球管理创新的集大成之作。张羿著作的跨学科性和思想的深刻性与德鲁克十分相似，我相信中国诞生德鲁克式管理思想家的时代已经到来。
--彭新武 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哲学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管理学博士后。日本爱知大学客座研究员、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商学院客座研究员
《管理救赎》中所提出的后现代管理范式，对身处物联网时代的企业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张羿对海尔转型的理解非常到位和深刻，海尔在转型过程中坚持以人的价值为中心，通过人单合一模式实现企业在战略、组织、薪酬三个层面的颠覆，使企业从制造产品到孵化创客，成为平台型企业。希望更多的企业能够用物联网的范式，换道超车、引领时代。
--周云杰 海尔集团总裁